好的，我会帮你在保持文章原意的基础上，改写并增加一些细节描写，且总字数变化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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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徐 来
编 辑 | 徐 来
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安史之乱爆发之初，唐军其实握有三次绝佳的机会，完全可以一举平定叛乱，然而每次都因为种种原因错失良机，反倒被叛军步步紧逼，节节败退。究竟是敌军过于强大，还是皇帝亲手断送了胜利的可能？
安史之乱伊始，最先被攻破的不是长安，而是洛阳。彼时唐玄宗尚有调整的时间和机会，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却是处死了两名关键将领。杀错了人，这一决定成为内乱迅速失控的根本起点。
展开剩余91%公元755年，安禄山率领号称20万的大军，从范阳一路南下，直扑洛阳。朝廷一片惊慌，立即调动关中地区的精锐部队，由两位资深老将高仙芝和封常清统领，在潼关严阵以待。
潼关是什么地位？这是一道天然屏障，是京师长安的咽喉要道，有着“关西屏障，千军易败，一关难破”的声誉。两位将军深知他们的任务不是主动进攻，而是死守阵地，他们严厉整顿军纪，修复防线，保障补给，采取坚守战略。每天向朝廷报送战报，虽局势紧张，但尚未失控。
敌军一时难以突破，且其粮道被唐军切断，陷入迟疑彷徨。可朝廷内部却开始动荡不安。
宫中宦官边令诚先发声指责：“两位将军闭门不出，恐怕是害怕了安禄山。”这话没有任何实证，也无正式奏章，却被直接递到唐玄宗面前。
边令诚究竟是谁？他只是内宫一名地位低微的小宦官，按理说，他的言论顶多被当作参考，但唐玄宗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英明神武的开元皇帝了。此时的他年事已高，迷信神灵、梦兆与命运，却不信前线将领的判断。
此外，玄宗还有一种病态的猜忌心理，害怕兵权旁落。高仙芝曾在西域立下赫赫战功，封常清性格刚正，不依附权贵，玄宗听闻“他们掌握重兵”，早已心存戒备。
于是，“怯战不出”成为指责他们的口实。一个命令下达，二人被召回，不经审判也不容辩解，直接斩首示众，枭首送回长安，作为“整肃军纪”的典范。
潼关防线尚未崩溃，主将却先被斩杀。
随后，病重的哥舒翰被迫接任，他本不愿承担此任，但玄宗坚持：“国家危急，岂容推辞？”哥舒翰无奈接过兵权，继续执行高封二人的坚守策略，深知潼关若守住，长安必安全。
然而，第二场错误决策，比第一场更加致命。
时任宰相杨国忠心急如焚。曾拍胸脯保证安禄山不成气候的他，如今朝局日益恶化，朝中开始质疑他的执政能力。
他对玄宗说：“若一直守在潼关不出，叛军必长驱直入，届时我们必遭大难。”
这句话点燃了玄宗内心深处的恐惧。他害怕的不仅是敌军的进攻，更害怕自身政权的崩溃。于是，他毅然下令出击，禁止继续拖延。
哥舒翰苦口婆心劝谏：“敌众我寡，地形不利，贸然出战必死无疑。”
玄宗的答复毫不含糊：“不战则弃关逃亡。”哥舒翰被逼无奈，只能率20万大军走出潼关。
灵宝一战当天便决出胜负。安军早在河东布置伏兵，待唐军过黄河、兵分三路时，从侧翼合围。哥舒翰中军被阻截，左右翼军队被切断，整支20万大军瞬间崩溃如山体滑坡。
潼关失守，长安门户大开，唐玄宗仓皇西逃，慌忙出宫，太子李亨另辟蹊径，从北部渡口绕行灵武。
这年，大唐失去了东都、失去了重要关口，也丢失了国威，皇帝差点丧命。
但从根源看，最初的败笔不是战败，而是“未战先杀掉能够带来胜利的人”。
安史之乱进入第三年，唐军终于开始喘息。
唐肃宗李亨继位，郭子仪、李光弼在河北稳住阵脚，回纥骑兵加入援军，局势渐渐转好。
关键转折在于长安被收复。
但敌军未彻底崩溃，只是暂时撤退回范阳。
此时，有两条战略选择：
一是继续围剿两京，逐步夺回中原控制权；
二是放弃正面消耗，直扑范阳老巢，斩断敌军根基。
谋士李泌选择后者。此人非武将，不擅冲锋陷阵，也不如郭子仪、李光弼那般沙场老将，但他头脑清晰，能一针见血看透敌我本质。
他说：“两京如皮，范阳如骨，破其皮不如断其骨。”
又指出：“敌军在中原纵横烧杀，百姓怨声载道，但根基仍在河北，范阳不破，敌人永远不能根除。”
他还察觉到，安禄山死后，史思明继任，河北内乱，军心涣散，正是绝佳时机。
这一计划若被执行，唐军可避开坚固城池，直扑幽州，让敌人自顾不暇。
但肃宗否决了，理由荒唐：“舍长安不战，失了大唐颜面。”
这并非不能打，而是怕打这场仗会被人误解为朝廷认怂。
皇帝更担心都城再陷落后，朝廷形象彻底崩盘，遂强令李光弼、郭子仪回攻洛阳。
此时敌军刚撤退，兵力尚存，火线上拼杀，成败难料。
结果唐军强攻两京，初期收复洛阳，敌军却从范阳反扑，一年后再次夺回洛阳，战局反复拉锯。
李泌策略失败，不是因其本身失误，而是因皇帝不愿接受这条更实际的道路。
这不仅是军事问题，更是“面子问题”。唐肃宗更看重恢复秩序的表面光鲜，而非铲除叛乱的根本。
自此，安史余部始终未被彻底赶出河北，范阳、常山、相州，逐渐变成史氏后代和藩镇豪强的地盘。
唐朝北部从此失去了铁骑东征的锐气，一次又一次错失良机，乱事持续延烧了整整四年。
公元757年冬，唐军第三次收复长安，立下赫赫战功的不是皇帝，也非宦官，而是郭子仪。
他靠两个条件成功：
一是联合回纥骑兵；
二是在潼关伏击叛军主力曳落河军。
这支曳落河军是安史叛乱的中坚力量。安禄山死后由史思明统帅，它在北线扮演顶梁柱角色。郭子仪一战几乎全歼此军，仅剩少数残部向东突围。
此时，仆固怀恩建议追击。他明确指出：“敌军溃败不追，反成后患。”此时敌人无粮无士无援，是歼灭其根本的唯一良机。
但广平王李豫，即未来唐代宗却摇头拒绝。
官方理由是士兵疲劳需整顿休养，但真正原因无人在史书记载。
当时一线将领明白，李豫害怕出战，不是畏惧敌军，而是怕郭子仪功高震主。作为皇太子，他不愿老将抢夺风头。
于是，他暗中安排接管军权，调走回纥骑兵，把郭子仪和仆固怀恩调至后方。
这套操作虽无书面命令，却细致安排了人事、兵力和行军路线。
结果，敌军得以安然撤退。安守忠、李归仁、田承嗣等残部带着几千散兵，穿越山地回到河北。他们本以为覆灭，没想到没人追击。
一年后，史思明重新整军出击，叛军反扑，长安再次失陷。
安军从相州南下，锋芒直指潼关。唐军集结60万大军迎战，终以失败告终，整年血战付诸东流。
史思明得意扬扬，“唐军自断臂膀”。他清楚知道，正是那几千败兵成了他复国的基石。
若757年底唐军曾展开追击，安史之乱或许早已结束。
李豫却选择了保守和妥协。
他非昏庸，但关键时刻，皇位继承人应有的果断与担当，却变成了决策上的软弱。
归根结底，这场浩劫为何没早终结？
不是唐军战力不足，也非安禄山过于强大，而是朝廷决策层的腐败与内耗。
从始至终，阻碍胜利的，非敌人，而是皇帝与权臣的权力斗争。
玄宗晚年信任杨国忠、边令诚，军事决策被干预，致使高仙芝、封常清被杀，并非因失职，而因不从杨国忠调令。
哥舒翰背水一战，是因为“不出击便是全家抄斩”。
肃宗继位后情况未改善，他担心的不是如何取胜，而是“胜利看起来是否得体”。
李泌“直捣幽州”之策被冷藏，仅因“看起来像放弃长安”。
这种政治考量凌驾军事现实之上，在安史之乱全过程中反复出现，最致命的就是李豫“放敌归巢”。
一场本可速决的动乱，因皇帝们一次次害怕“看起来被动”，拖延八年。
八年中，大唐损失百万兵力，税收中断，边防空虚，民心尽失。
最荒唐例证是，为安抚回纥，朝廷竟允许他们在长安“自由劫掠三日”，名义上是分享战利品，实则放纵烧杀抢掠。
结果换来的，不过是“借兵”一场。
唐军真正缺的不是外援，而是一位值得信赖、不胡乱指挥的良将。
可惜，这样的将领始终未出现。
安史之乱结束于763年，唐玄宗早逝，肃宗驾崩，天下虽回归大唐名义，藩镇割据势力已定，中央权威荡然无存。
百年国运，从开元盛世跌入割据割地的死局。
这并非命运使然。
若高仙芝未死，潼关不失；若李泌策略被采纳，范阳覆灭；若李豫敢追击，河北稳定……安史之乱根本不会持续八年。
唐朝本有救，但却一次次亲手放弃了挽救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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